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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丹得到佛陀启示和授记

与圣祖对话的奇妙体验(一)善缘

这是跨越2500年的对话。

相比于2500年的时间跨距,跨越喜马拉雅山的高度已变得微不足道了。

我的祖母生活在河南山村,但信奉佛教,在我出生之时,为我起名“本成”。没想到注定了我与玄奘大师以及佛陀本师的因缘。我的祖母离世之后,在20世纪的“运动”浪潮中,我也改成更“现代”的名字。之后在求学、经商中认识社会、体验人生,对于佛教也只限于在游历名山大川中顺便烧香拜佛而已。

2015年2月中旬,我有机会在喜马拉雅山主山嵴线以南的佛国不丹旅行,于所见所闻中清晰得到佛陀的启示和授记,佛陀的形象在我的心目中从过去的神秘和陌生一下子变得亲切和熟悉起来。此后过了两年时间,在一本通史性的历史读物中,不经意看到史学界比较倾向的一个结论:佛陀涅槃的时间是公元前485年2月15日,我在不丹得到佛陀启示和授记时恰好是佛陀涅槃2500周年。

不丹旅行之前我也曾到过尼泊尔旅行,但并未安排到佛陀出生地蓝毗尼的行程。不丹之后,我对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地理、历史、人文等资讯更加关注,除了尼泊尔、布丹,还包括现在印度境内的锡金邦、东北邦等地。这一地区处于恒河上游,是喜马拉雅山脉与印度平原的结合部,人们居住在比较封闭的高山河谷地带,从印度大陆的视角,历史上称这一地区为北印度,而从吐蕃高原的视角,这一地带则被称为山南。

历史学界公认,今天印度民族的主体,——以生活在印度河中下游平原、恒河中下游平原的白色人种为主,——是在公元前15世纪由里海地区迁徙而来的。此前印度次大陆的原住居民的去向暂不讨论,白色人种带来的是高度发达的两河文明。

佛陀的启示不可能见诸任何史学著作:喜马拉雅山南麓地带的黄色人种居民最迟在公元前10世纪已经在此定居,他们的来源是由喜马拉雅山北坡高原翻越垭口而来,而他们的祖先是公元前30世纪即在黄河中上游地区肇始的夏后族先民。简单而明确地说,山南地区的黄色人种是黄河文明的后裔。

人类基因组测序的数据已经清晰地描绘了由黄河中上游向吐蕃高原迁徙的血统路线图,也验证了史学界公认的“汉藏同源”的内在涵义。佛陀出生地虽然相对接近恒河中游地区,而平原民族一般具有更强势的文化,蓝毗尼今天仍处于尼泊尔境内,一定不是尼泊尔的黄色人种扩张的结果,而是历史习惯的延续。

佛陀的启示等于告诉我们:佛陀的氏族——释迦族,就是黄河文明的后裔。正是蓝毗尼在地理上更接近恒河中游平原地区,佛陀有机会受到恒河中下游盛行的婆罗门教的教育,并在婆罗门教的基础上创立了佛教。今天,印度人的观念中并没有佛教,但把佛陀认为婆罗门教的一位圣人加以尊敬。

这似乎解释了佛教为何在喜马拉雅山脉以东、以北的东土大陆大行其道的原因。 公元前10世纪是中国历史上的周代,而周代之前黄河文明已经发育出了成熟、先进的五帝文化,直到今天,五帝文化仍然是大中华地区、东北亚地区、东南亚地区等诸族群最重要的文化起源认同。

佛教是黄河文明与两河文明碰撞的结果,是五帝文化与婆罗门文化融合的结晶,北印度地区作为两大文明交集的结合部,能够创造出伟大的文化成果和历史人物,符合史学规律。视佛教为舶来品,是对历史漠然、无知、臆断的结论,既有反对者欲加以排斥的原因,也有信奉者欲加以神秘化的动机,双方都乐见佛教外来化的既成口实。

尽管佛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了极其重要的位置,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但由于其表面上的“外来”身份,作为中国人精神信仰的主体地位也不断受到质疑和竞争。佛陀给予本成的授记,是希望本成通过考证佛教兴起的渊源,重申佛教经典的正义,重现佛教历史的事实。的确,尽管有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地位,佛教的教义由于相法时期对正义的偏离,对于一般信众而言晦涩难懂,面临着时代化的迫切要求。

2017年10月31日,本成由于外部的原因进入到强制性的闭关状态。正好,据通史读物记载,1517年10月31日,马丁·路德发表了《九十五条论纲》,由此开始了基督教的改革,以致奠定了文艺复兴,推动了思想解放和文明进步。这两个时点整整相差了五百年,暗示了意识形态历史演变的某种规律。

本成闭关的三年,是沉浸在《金刚经》中的三年,作为有“三昧金刚”之称的《楞严经》也是本成反复通读的功课。佛陀在《金刚经》上说:“如来灭后,后五百岁,有持戒修福者,于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为实。(本成校译《金刚经》第五品)”佛陀将般若教义传播分为三个阶段的预见,分别是正法一千年,相法一千年,末法一万年,而佛陀的信心则建立在两千五百年的预见上,绝非偶然和随口而说,喻示了某种必然规律,显示了无上的佛智慧。

虽然佛教典籍种类繁多,总体上可分为般若经典和三昧经典两大类。般若即梵语的“灵魂”,是指深层的智慧,“三昧”即梵语中的“入定,固定”之意,佛陀在世讲说的主要是般若经典。佛陀同时预见在正法时代佛教教义传播主要是般若理论,而在相法时代则主要是三昧理论。唐三藏玄奘大师在公元8世纪西天取经的故事早已在中国家喻户晓,但玄奘大师花十年时间亲身取回的“真经”,又经历将近二十年时间的翻译,最终编成《大般若经》六百卷,其内容鲜有人提及,整部经典在藏经楼中已沉睡一千三百多年。

玄奘大师的时代已经处于佛教的相法时期,三昧经典大行其道,但玄奘大师以过人的智慧和毅力,坚持认为般若经典才是佛法的“真经”,不惜跋涉万里往返印度和东土将般若经典带回大唐。唐太宗皇帝李世民是般若佛教的忠实的信奉者和热情的推动者,并亲自为《大般若经》作序,兴起了一个般若佛教复兴的高潮。

但是玄奘大师和太宗皇帝的努力并不能改变佛教发展的规律,太宗皇帝之后,三昧佛教重回主流,女皇武则天更将三昧佛教推崇到极高的位置。总体上,三昧佛教从公元6世纪起贯穿相法一千年及末法前五百年的漫长历史时期,成为东土佛教的主干,也由此有大乘、小乘之分。三昧佛教将入定视为觉悟的必经、必由、必然阶段,而入定并不需要读懂经文。只要膜拜就可以了,由此为佛教吸收了大量的信众,因为膜拜比读懂艰深的般若经典容易做到。

《金刚经》作为般若经的代表,最早译介到东土的是鸠摩罗什大师,时间是在公元5世纪,处在正法时期的末尾。婆罗门教由两河文明生根,在印度次大陆开花结果,形成了高度发达、丰富的理论体系,分为吠陀、奥义两个阶段,即知识、哲学两个阶段,到奥义(哲学)阶段就已经达到了高度文明的成就,比如数论哲学、认知哲学等,奠定了现代数学、哲学的基础。佛陀的般若(灵魂)理论正是在婆罗门教的基础上提出的一个新阶段,所以佛教的传播一开始是在婆罗门教流行的地区,其传播的方向自然不是越过喜马拉雅山向北,而是顺恒河河谷向下游地区而去,继而进入印度河平原,并经印度河上游越过喜马拉雅山脉的西段传播进入西域地区。

鸠摩罗什大师出生于西域,在河西走廊居住并学习汉语,完成了最早将《金刚经》由梵语到古汉语的翻译,也是至今流传最广、最为经典的版本。《金刚经》成书于公元前5世纪,佛陀在经中已经预言两千五百年后《金刚经》一定能够得到正解,可见《金刚经》的经义艰深是个事实,何况东土信众读到的又是译本,对《金刚经》信奉、受持、行证、解说的确并非易事。

由于与《金刚经》汉语译本的善缘,本成对于鸠摩罗什大师的成就十分景仰,希望通过追随鸠摩罗什大师的轨迹,从而新解《金刚经》的汉语译本。与《金刚经》形成的年代同样都在公元前5世纪,东土出现了《道德经》、《论语》两大经典,鸠摩罗什大师在学习汉语时,必然离不开对《道德经》、《论语》的学习,如果离开《道德经》、《论语》而学习汉语,在公元5世纪则是不可想象的。

《道德经》、《论语》不仅是古汉语的语言宝库,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宝库,不仅富有强烈的语言表达能力,而且具有系统、严密的哲理、逻辑,读懂《道德经》、《论语》对于鸠摩罗什大师译介《金刚经》就有了基础,读懂《道德经》、《论语》,对于今人理解《金刚经》就有了工具。

几乎同时出现的三部经典,在相隔十个世纪之后,在鸠摩罗什大师身上第一次相遇了,所以《金刚经》的汉译不仅是佛教东传的大事件,更是东方文明的大事件,鸠摩罗什大师成就了第一稀有的功德。在《金刚经》汉译本面世之后,至今已过去十五个世纪,读懂三部经典对于今人而言仍是个不小的困难,而且解译三部经典的著作很多,大部分解译缺乏质量、错误颇多。

“如来说一切法皆是佛法。(本成校译《金刚经》第二十品)”如果把教派的标签强加到经典之上,只看到教派的对立和分歧,而不能看到他们内部存在的内在联系,就是佛陀在《金刚经》上多次反复讲到的“著相”。

本成受佛陀启示和授记,将《道德经》、《论语》、《金刚经》、《心经》四部经典合集解译,乃诸经典面世2500年来第一次。佛陀说:“当知是人,不于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种善根,已于无量千万佛所种诸善根。”(本成校译《金刚经》第五品)本成于喜马拉雅诸雪峰之下,皈依佛陀本师,受佛陀授记:当以善根,善为法施,为人解说般若正义,号本成善者。

(郭本成修写于2022.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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